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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個轉變”中，“轉變城市發展動力，更加注重特色發展”深刻反映了我國城市發展動力機制的范式轉換。隨著城鎮化進程進入新階段，城市發展動力正從過去依賴土地資本、人口紅利的規模擴張型模式，轉向依托科技創新、文化賦能和差異化競爭優勢的特色發展型模式，為破解“千城一面”困境、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關鍵的理論指引和實踐路徑。
這一轉變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邏輯的根本性變革。其核心是從規模擴張轉向內涵提質，表明城市發展的驅動力正由以往依賴土地和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逐步轉變為依托知識、數據、技術以及管理等新型要素。這一轉變的核心目的在于實現更高質量、更高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續和更安全的發展路徑，進而打造城市的競爭優勢與發展活力。
存量資源盤活與升級，激活傳統發展動能新價值
未來城市發展升級需要重點把握兩個轉型方向：
一是從“規模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改變片面追求城市面積擴大、人口基數增加、經濟體量擴張的粗獷發展模式，邁向優化空間結構、推動產業轉型與實現高效增長的發展路徑。例如，廣州T.I.T創意園以紡織服裝業服務為切入點，利用騰空出來的土地資源布局紡織服裝為主題的創意設計、研發教育、會展商貿、物流業務等高端產業，完成了由傳統制造業老舊工廠向高端紡織服裝設計與智能制造的轉型升級。城市發展需要實現了保護傳承和經濟效益提升的有機融合，有效激發存量地區持續釋放新動能，推動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
二是從“粗放發展”向“品質提升”轉變，摒棄土地增量開發和外延拓展的老路，著力提升空間效率，盤活存量資源，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尤其是在老舊城區更新和生態保護等領域。例如，廣州海珠濕地遵循“微改造、少干預”原則，打造成永續調節城市熱島、內澇、污染問題的生態穩定器。通過對自然生態的高質量保護與發展，帶動周邊區域整體價值提升。這種從“量”到“質”、從“外拓”到“內優”的轉型，是城市發展的必然選擇。
新質生產力培育，構建高質量發展新引擎
從工作實踐來看，在城市發展中要想培育新動能，需要緊扣科技創新、數字轉型、消費升級、綠色低碳等重點領域，構建多元化、可持續的發展動力體系。例如，廣州市致力于打造數產融合的標桿城市，向數字經濟領域要發展動能，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引擎，引入數據科創中心技術平臺，布局先進算力基礎設施，促進片區功能定位轉型、功能互補，優化重塑產業集群與人口結構。又如，青島市探索培育發展海洋新質生產力，通過“騰籠換鳥”等方式引入海洋研究實驗室、海洋智造創新產業，同步推進基礎設施配套建設；武漢市以“數字治理賦能城市更新”為切入點，通過區塊鏈技術優化城市治理，建成數字經濟總部區，帶動激光雷達、車規級芯片等產業鏈集聚，實現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與城區動能轉化。通過跨維度的創新協同機制，釋放城市內生增長動能，推動城市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為構建現代化城市發展新格局提供重要支撐和長效動力。
制度創新與要素配置，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會議明確提出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城市動能”，強調通過深化土地、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這一要求深刻揭示了制度創新在城市發展動力轉型中的關鍵作用，通過破解制約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釋放城市發展活力、激發動能。 從未來城市治理上看，一是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暢通要素流動渠道，豐富供給方式。例如，創新土地要素流轉制度設計、健全建設用地二級市場體系，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和市場化流通等。二是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創新投融資機制。例如，設立城市更新基金，探索基礎設施投資等創新金融工具。三是優化營商環境，簡化審批流程，建立包容審慎的監管制度。例如，上海通過“兩評估、一清單、一盤活”機制處置低效產業用地，促進土地再開發率提升；西安設立城市更新專項基金，撬動社會資本參與老舊街區改造等。通過從“管理”向“治理”的理念轉變，深化高效流動的市場化機制，促進要素供給的精準適配，從而充分釋放城市發展潛能，為城市轉型升級提供強勁動能，實現發展質量的系統性躍升。
